经济学上说红包

    开篇前，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很多人对医生不满，为什么呢？答案在片尾，不要偷看哦。
    今天和小猫争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给医生红包，怎么定性呢？
    我开始的观点是，这是有悖于和谐社会的（虽然这个词比较俗，但是先用这个吧）。如果医生会根据红包区分处置病人，那么没钱的病人就会被逼死，这何其恶哉。而如果医生不根据红包处置病人，那么病人就会知道，这个医生送不送红包都一样。这样就没人给医生送红包了。有医德的医师反而收入低，这也不是和谐社会应有的事情。
    小猫的观点是，有钱的人可以多给医生钱，而没钱的人就会少给，正如地铁里给乞丐钱一样。有医德的医师不应当区分处理，这样社会有和谐了。虽然想法不错，不过却太不现实。首先，地铁里给乞丐钱是自愿的，现在给医生红包的人，你问问多少是自愿给的？尤其是在病痊愈的时候去问，大概能有三成自愿给红包的就不错了。其次，就算地铁里的乞丐，也不是光找有钱的要的。乞丐出卖的是尊严，收获的是金钱。因此，找需要获得尊严和体面的人往往效果比较好。例如成对情侣中的男性，跟着几个部属的小领导。而且通常一个人有预期零钱的时候比没有预期零钱的时候更容易施舍。推理的通常现象是，外卖冰品店门口的乞丐比电影院门口的乞丐更容易要到钱，因为冰品通常是10元以下的小额，购物者有很大机会会拿到零钱。而电影院门票往往是个整数，而且接受信用卡，因此出来的人兜里往往最小一张的都是10块。而后，是一个经济学中的心理现象，叫做公平现象。
    我们想象一个街道水果店，卖一种叫做苹果的水果。苹果都是一样的，标准售价是10元。但是最近物价上涨，于是店主说，有钱的人可以多出点钱，没钱的人还可以10块。大家猜如何？于是整个街道的人一下全变成了穷人。这时候人的心理不难揣测，如果比自己没钱一点的人，10块买了苹果，我完全没必要花11来买。因为有比我更有钱的人，所以我是穷人。而且凭什么说我是有钱人，所以我要多出钱呢？我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还要加班。隔壁的王二，每天才干8小时，到了周末就出去玩。他可以10块买苹果，为什么我要花额外的钱呢？
    这种现象，是反对“级差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理论依据，同样也是低个所税吸收人才的方法的理论根据。人们不能因为某人足够努力而去抢劫这个人，或者要求这个人付出额外的费用。中国的级差税制，到了一定月收入的时候（好像是10万），个所税就是45%，几乎是一半，而新加坡的个所税不超过20%。大家知道大量的演艺明星是新加坡人，甚至在《开国大典》上全是外国人，最靠近中国的就是中国香港，原因即根于此。每个月收入超过10W的人申请新加坡国籍并不困难，而税差高达25%，这简直是逼人反对中国国籍。虽然我们可以一千个一万个骂这些人不爱国，可是却无法阻止这些人加入外国籍，于是只能在口头上过过干瘾罢了。至于抵制，则是一个更好玩的选择。当你抵制一些人后，另一些人就会富裕起来。然后，这些人很大可能的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国籍，而不是继续留在中国。如果我们继续剔除这些人，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留在国内的人才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除了是中国国籍，很难指望别的什么。
    不过很难指望中国会取消级差个所税制，因为中国有太多不正常的富翁，不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因此大家普遍认为，级差个所税能对这些人有一定的抵制作用。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指望短期内取消是不可能的。
    当然，苹果店（怎么觉得乔教主现身）可以宣称，我们的苹果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苹果，一种是认证苹果。认证苹果比普通苹果贵，而且贵很多，但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只有有钱人才会购买认证苹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贵。如果认证苹果无法和普通苹果区分，他就不值钱了。而一旦认证苹果可以从普通苹果中区分出来，购买这些苹果的人，就同时购买了“社会身份”。知道什么是身份么？就是，有钱人压根不吃普通苹果，就算摔伤了，去买个创口贴都是要认证的。我们白天辛苦晚上操劳为的啥，不就是获得舒适的生活，别人羡慕的眼光等么？所以，苹果店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同样，这个现象对有钱的人可以多给钱这个理论也有强烈的破坏作用，有钱的人压根不认为自己有钱。而如果医师不差别处理，就根本收不到钱。我们不能假定所有人性都是本善良的，如果所有人性善良，那么还要刑法干嘛呢？但是如果医师差别处理，这是严重违背医德，和社会的公序良俗的。
    然而，再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反过来浮现在我脑子里。为什么医生能收到红包呢？我知道为什么公务员有红包拿，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卖电脑的也能拿到红包哎。如果医生是出售健康的，而病人是购买健康的，那么红包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医生的定价比真实价格差的太多了。由于价格限制，或者税的存在，因此医生收不到市场价格的费用。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红包，乱开药，不负责——废话，如果我付出许多学习医术，结果每天辛劳赚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也不会负责的。而且我很确信医疗管理部门不会随便处置我——干这个的越来越少，都去卖茶叶蛋了。今天处罚下来，明天老子不干了。
    所以，红包问题，其实不是医疗中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短缺，所带来的两个问题——如何提高医疗资源，和如何分配。
    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让医疗价格回到正常的水平。只有让医生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了——现在收入其实不低，只是不合法——才能让人想当医生。而通过红包这种方式来实现，无论如何也是种掩耳盗铃的现象。而通过处方权来实现，更是让医生乱开药。本来要收20医疗费的，由于只能收10，所以我没事也得给你开两瓶眼药水，来拿回自己的医药费——这怎么听怎么奇怪。
   而解决第二个问题，则是比较残酷了——有钱人有的治，没钱人靠政府。那么考验政府基础保险系统的时刻到了，如果政府基础保险系统有问题的话，没钱人几乎立刻会暴动起来。然而这个是正确的，至少在我来说。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预期，在普通疾病级别上，政府会处理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而在重大疾病问题上，有钱有的治，没钱没办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即使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但是总体行为和预期一致，并且对大多数人有利。如果说我们放弃了重大疾病中没钱的人，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不足以覆盖所有人，我们选择能鼓励增加医疗资源的方案，放弃我们最不可能成为的一类人。
    至于有钱人发挥自己爱心的问题，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将费用捐献给医院和病人，或者是能够代表病人的疾病基金会。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捐献给谁是个人的意愿选择。但是更多的捐献给特定医院，会提高特定的医院和医生的收益，更加鼓励医生针对富裕病人进行诊治。而捐赠给疾病基金会，则会提高整个医疗行业的需求，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工资。所以说，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好，回答篇头的问题。《周易》中曾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解释。如果你认为问题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并且马上要改善，那么你就是一个有政治学家潜质的人。如果你认为是供需问题，并且需要马上改善，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经济学家潜质的人。如果你认为不知道，或者认为不需要马上开始改善，那么你是一个loser，你的将来任人摆布。如果你认为是国外势力的宣传造成人民对政府的敌视，你是个有五毛潜质的人。